华锋优配网沈醉回忆录记载的吴敬中三件事令人生疑：他是出卖同学的铁杆叛徒，还是假叛变真潜伏的红色特工？

《潜伏》中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谍战剧中的“著名人物”能出现在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的回忆录中，而且看了沈醉回忆录也不能断定其真实身份，有人怀疑他是比“峨眉峰”余则成潜伏级别更高、隐藏更深的“雪山”，因为怎么看沈醉回忆录中记载的这三件事，都分不清这个老谋深算的吴站长，到底是出卖同学的铁杆叛徒，还是假叛变真潜伏的红色特工。

吴敬中在沈醉回忆录中叫吴景中，但他名字中间那个字究竟是“景”还是“敬”，不太好确定，也并不重要——特务的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我们还是叫他吴敬中比较方便，沈醉对他有过定性：“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

通过沈醉回忆录，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吴敬中的简历：1925年受我党委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期同学中的名人有国民党方面的蒋经国、郑介民、邓文仪，我们这方面有王明、博古、左权；留学回来赶上革命低潮，吴敬中等人被同期同学邓文仪以中校或上校军衔诱拐到“南昌行营调查课（也叫情报科，邓当时是老蒋的秘书兼科长）”，该课（科）并入复兴社特务处后又改为军统，吴敬中就成了军统特训班教官，此后历任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兼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

吴敬中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个贪图高官厚禄的叛徒，但沈醉对加入军统的“叛徒”有过具体分析：大多数是与上级组织失联而转换阵营，“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读者诸君请注意，沈醉说的是“少数”，如果叛徒数量较多，“少数”也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吴敬中是不是“少数”中的一个，我们细看沈醉列出的军统临澧特训高级教官中的叛徒名单就知道了：余乐醒（沈醉姐夫，解放前与地下党恢复联系）、程一鸣（1964年12月，程一鸣以“国防部”情报局驻澳门少将组长身份从澳门秘密回归）、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敬中，这九个特训班教官，大多数不知所终，但余乐醒、程一鸣和谢力公的去向是有据可查的，谢力公解放后在香港当站长、站长，吴敬中被毛人凤逮捕、释放后，也去香港活动了一段时间，但以什么身份活动，史料中找不到记载。

吴敬中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在红军中担任什么职务，史料中根本查不到，这就是他最神秘的地方，跟他级别差相同或差不多的余乐醒、程一鸣，我们都能查到：余乐醒在南昌起义时任第七十三团党总支书记，据说还救过该团七连林连长的命（其勤务兵卷该连一个月伙食费逃跑，团长黄浩声要枪毙林连长，被余乐醒前来接任书记的陈毅阻止）；程一鸣参加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总指挥就是当年的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公。

按理说像吴敬中那个级别，相关史料和档案应该不少，我们查不到的原因，可能是还不到解密的时候。

吴敬中叛变前和解放后的资料极少，我们只能从沈醉回忆录记载的吴敬中三件事，来对他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件事就是吴敬中离开军统临澧特训班后，去了中苏情报所当总务科长，中苏情报所是哪两方合办的，读者诸君顾名思义就知道，问题是吴敬中这个“叛徒”居然能当该情报所“大管家”，就像《渗透》中那个“店小二”许忠义一样，坐上那么重要的位置，显然是苏共方面并不反对——当年是苏方出资金、设备、技术，中方出人员，而且各科都是中方任正科长、苏方任副科长，吴敬中跟苏共打交道，是假叛变真潜伏，还是在工作中被说服“召回”，也就成了第一个谜团。

吴敬中在中苏情报合作所担任科长期间，好像还出卖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原名邢西萍，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好像”出卖，而对徐冰没有构成实质性威胁。

吴敬中“出卖”徐冰，是通过沈醉搭线面见戴笠的，请客也是沈醉陪吴敬中一起去的：“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吴便把他和这个同学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谈了一下。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要我做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还叫我派车让吴去接这位客人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我方人员在重庆也可以公开活动，吴敬中跟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徐冰见面且相谈甚欢，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吴敬中面见戴笠并汇报此事，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是以这种方式在戴笠那里报备，以方便自己跟过去的战友同事联系，估计戴笠和沈醉也难下定论。

徐冰拒绝了戴笠的宴请，但是对吴敬中的态度却很微妙，这一点沈醉也看出来了：“我和吴敬中去到这位客人住处，吴向他说明戴笠很想见他并请他去吃饭，还把我向他做了介绍，他看我全身武装，腰皮带上还挂了一支精美的左轮手枪，便把脸转过去不理我，只一个劲儿地埋怨吴敬中：前几天见面后，他只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往来，吴既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与戴笠见面，更没有告诉他戴笠要请他吃饭，所以今天他不能去。”

读者诸君可能能在沈醉的的回忆文字中发现问题：徐冰对吴敬中的态度，怎么看起来不像对待一个叛徒？

如果吴敬中是个铁杆叛徒，徐冰应该不会跟他继续联系，更不屑“埋怨”，而吴敬中向戴笠告密，看起来也更像一种“报备”。

吴敬中后来与徐冰有没有再联系，徐冰没说，但是徐部长后来告诉过特赦的沈醉：“从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我的特务增多了。”

那些特务是监视徐冰，还是“顺便”也观察吴敬中，沈醉没写，但毛人凤却真把吴敬中当成了不值得信任的特务，所以根本就没想让吴敬中撤往台湾，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件事：以吴敬中在国共双方的“知名度”，让他在天津“就地潜伏”，可能是借刀杀人，也可能是丢抹布。

毛人凤对“叛徒”是很不信任的，他亲口告诉沈醉：“从前国民党强盛的时期，一些留俄学生和被捕叛变的，是没有诚意跟我们干到底的。”

毛人凤当保密局局长的时候，吴敬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郑介民已经当了“国防部次长”，手下有个搞情报的第二厅，同期同班同学蒋经国已经铁定接班，吴敬中有这么硬的后台，却不在撤往台湾的高级特务名单上，可见吴敬中已经被毛人凤怀疑了：天津二十九个小时，城防图流传出去不止一份（据不完全统计是八份），吴敬中这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已经不止是“失职”那么简单了。

吴敬中留下来潜伏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继任者、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1966年特赦，可能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证实，吴敬中是违抗毛人凤的潜伏命令而擅自乘飞机逃离南京的。

李俊才以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身份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并接过了吴敬中甩下的烂摊子，带着四个小组特务潜伏下来，结果天津解放后李俊才就发现自己根本藏不住，只有向军管会自首才是活路。

天津城防图都能像“批发”一样往外传，可见吴敬中这个情报处长、站长实在“不称职”，李俊才的潜伏计划也没有秘密可言，不自首可能连进战犯管理所的机会都没有了。